著名古希腊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拓荒者之一。

1929年赴美留学，1933年赴希腊雅典深造。1934年回国，先后在北大、清华等12所大学任教授。1953年起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外文所研究员。

罗念生翻译出版的译文和专著作计有：埃斯库罗斯的全部传世悲剧7种，索福克勒斯的全部传世悲剧7种，欧里庇得斯的悲剧5种，阿里斯多芬的戏剧5种，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古希腊罗马散文选》，《伊索寓言》，以及《论古希腊戏剧》等。罗译不仅数量多，而且忠实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

1987年12月，他被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1988年11月，被希腊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2004年6月，十卷本《罗念生全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统公司出品。

我热爱希腊与希腊人民，爱琴海上的明蓝风光和雅典城上的紫云冠时萦脑际······。

每天早上，

我展开希腊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在回顾中国“现代文化”的百年历程时，我们的目光很少投身翻译家———除了时势中的先行者（严复、林纾），“五四”以来的翻译家的历史功绩几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一现象并非仅仅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不仅我们这代学人，即便前两三代学人，都并非是读林纾、严复的翻译长大的。

罗念生先生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孕生的翻译家，他有成为诗人的气质和才性，也有能力成为撰述高头讲章的大学问家，一生却奉献给了古希腊经典的汉译事业。按一般的看法，一个翻译家再怎么也比不上大作家、大学问家。然而，就某种意义来讲，罗念生先生的翻译成就，在我看来并不亚于撰述型的文化大师。

在这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我想就罗念生先生何以堪称对我国的现代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的伟大学人谈一点自己的初浅看法，就教于各位前辈和同仁。

衡量一位翻译家的历史功绩，首要的尺度是他翻译的什么，其次才是他的译笔如何———一个翻译家的译笔再好，如果一生翻译流俗小说，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教养不会有什么裨益。罗念生先生称得上伟大的翻译家，不仅因为他的译笔饱含古典意义上的诗人气质，首先因为，他一生辛勤笔耕的古希腊经典译业关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件大事。

中华民族有着踏实、温厚的教化传统，在西方文明引发的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这个传统已然支离破碎。为了重整中国文化精神，学术思想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理解西方文明。事到如今，何谓“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仍然还是个带惊叹号的大问号。百年来，虽然无数学人致力于认识西方文明，但学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西方文明形态。即使我们了解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并不等于我们理解了西方的古典文明；如果不了解西方的古典文明，我们未必能透彻了解西方的现代文明———没有透彻了解西方的整个文明形态，对中国文明的精神处境及其命运的把握，恐怕不会通透。有鉴于此，像罗念生先生这样终生致力传译古希腊经典的学人，百年来屈指可数，其成就足以让我们后学心存感戴。

世界上还有别的古代文明，为什么我们得首先致力理解西方的古典文明？人们已经说过的理由很多，我在这里仅想重复一个西方的大智慧学人说过的理由：西方文明不仅给中国、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种据说具有普遍正当性的生活方式———民主政制。可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理想诞生之初，西方文明中就有一些心智高贵的人士为民主政制所引发的生活品质问题思虑。为了更好地在民主政制的普遍诉求中生活，我们有必要看清楚这种在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的文明形态中从未出现过的生活方式的品质特质。西方学界大举翻译、注疏、研究古希腊经典，始于启蒙运动以后绝非偶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好些伟大的欧洲思想家不仅提倡、甚至（赶学希腊语）亲自动手翻译古希腊经典，原因就在于，雅典古典文化时期的经典作品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甚至可以说惟一一个民主政制的兴衰，在比今天高得多的思想水平上反省了民主政制的生活品质问题。

对雅典民主政制的生活品质问题反省得最为深透的，恐怕要算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然而，倘若我们没有事先熟悉荷马、赫西俄德、品达、三大悲剧诗人和阿里斯托芬，要恰切地理解像柏拉图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恐怕不大可能。

“五四”一代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数不多却也不少，但我宁愿感戴作为翻译家的罗念生先生的文化成就，理由就在于，他所致力的翻译事业远为深远，也更为直接地触及到“五四”时期以来的有心人、同时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何谓民主政制。

从柏拉图、色诺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民主政制的生活品质问题尤其突出、尖锐地反映人的教育方面———现代民主政治兴起之初，伟大的心智者如卢梭、莱辛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并非偶然的是，不仅我国、甚至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无不忧虑高等教育的普遍失败———所谓与“国际接轨”，差不多无异于与在品质上失败了的高等教育制度接轨。民主政制引出的根本问题在于：谁教育谁？缺乏教养的心智可以教育出有教养的心智？本来天资优良的少年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中能得到善良而美好的呵护？

我们作为大学教授并非等于就是有教养的人。倘若如此，作为教书先生的“我们”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向谁学习？眼下，我们多半是在向有聪明才智的公共知识分子学习，向各类新兴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发明人士（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并由此成为大学教授。可是，除非我们事业清楚，有专业知识等于有教养、公共知识分子便意味着有高贵的气质和政治的美德，跟从他们学习，我们何以敢有把握会成为有教养的人？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

对于一个良好的民主政制而言，葆育、唤醒每个时代都会有、但又是偶然地出现在个人天性中的优秀、高贵和卓越的品德胚芽，依然是教育的根本目的。问题始终是，靠何种方式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让我们自己被培养成有教养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妥而有成效的方式是：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领何谓“美好的东西”，从伟大的古典心智学习何谓“高贵的政治美德”。

“五四”一代的大翻译家很多，我更愿意感戴罗念生先生的成就，理由在于，他所献身的翻译事业让我们得以感领西方文明中那些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

在高速现代化的教育机制中，为了适应社会生活中最迫切的眼前需求，甚至葆育古典学养的著名大学也不得不往技术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据说，大学变成技术学院已经指日可待。在这样的人文处境中，难免让人更为感念罗念生先生的业绩，敬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积极出版《罗念生全集》的意愿和魄力。

太平盛世必修典———或者说，乘太平盛世得赶紧修典，因为，古代经典是人类历史上高贵精神的结晶，人类精神和人的教养不至沦落的基本保障。清代学术的传世成就在于整理、校勘、注疏中国古代经典———中国古代伟大心智的结晶，21世纪的中国学术能否有成，极有可能赖于有志者继承罗念生先生的心智和热情，推进西方文明古代经典的翻译和注疏———这是一项长期、艰辛的文化事业，需要好几代学人付出巨大努力。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罗念生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这样的前辈作为我们的榜样。

罗念生先生临逝前还在翻译荷马的伟大诗篇。据说葬在伊奥岛上的荷马的墓志铭是这样的诗句：

在这里，一张神圣的嘴被黄土掩没，

那是诗人荷马，古代英雄们的非凡整理者。（吴雅凌译文）

我想套用这一墓志铭作为我的发言的结尾：在这里，一支高贵的笔在黄土中生芽，

那是传译古希腊伟大诗经的中国诗人罗念生的译笔。

罗念生教授是我国享有国际盛誉的古希腊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毕生从事古希腊文学的研究、教学和翻译工作。先生在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顾问兼分支主编。

作为古希腊文学与文字专家，他致力于这项工作长达六十余年，翻译出版的译文和专著达五十余种，近千万字，其中包括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完整传世的全部悲剧，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完整传世的全部作品，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戏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以及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还包括了史诗鼻祖荷马的主要作品，以及希腊著名演说家吕西阿斯，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等文艺巨匠的作品。他还主编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为希腊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积极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无论从开创局面，翻译年数之多，数量之大，用力之专与勤来看，中国当首推罗念生。———《中国大百科全书》

为表彰罗念生先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他的事迹专门列成条目，收入《戏剧》卷中。1987年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在此前的14年中，只有三位非希腊公民获得过这个奖项。1988年雅典帕恩特奥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电视台在希腊德尔菲，为罗念生拍摄了专题新闻片，集中介绍了他的成就。1988年12月1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整版的篇幅，分别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专访，介绍和宣传罗念生的贡献。1986年和1988年，希腊许多报纸多次用整版介绍他的工作。1990年4月10日，罗念生先生病逝，希腊政府于11日发表唁电，唁电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并声称要永远记住罗教授的工作和他的名字。

中国和希腊，在历史上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国家，它们都曾经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自古以来，思想的旅行是从来不知道边界和距离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课题。在这个课题上，世界上很少有人像罗念生教授那样博识广闻……在这一令人神往的课题上，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罗教授那样恪尽职责，卓然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