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①。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译”而起的。我们说林译是“歪译”，可丝毫没有糟蹋②他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意译”③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④所以称它为“歪译”。
林氏是不懂“蟹行文字”⑤的，所有他的译本都是别人口译⑥而林氏笔述。我们不很明白当时他们合作的情形是别人口译了一句，林氏随即也笔述了一句呢，还是别人先口译了一段或一节，然后林氏笔述下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译法是免不了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
这种歪曲，可以说是从“翻译的方法”上来的。⑦
何况林氏“卫道”之心甚热，“孔孟心传”烂熟，他往往要“用夏变夷”，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这一层歪曲，当然口译者不能负责，直接是从林氏的思想上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⑧称林译为“歪译”，比较切贴。自然也不是说林译部部皆歪，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的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附掌录》中间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
现在话再回到“直译”。
照上文说来，“五四”以后的“直译”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连面目都要依它本来，那么，“看得懂”，当然是个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了。译得“看不懂”，不用说，一定失却了原文的面目，那就不是“直译”。这种“看不懂”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译者负担，我们不能因此怪到“直译”这个原则。
这原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不久以前还有人因为“看不懂”而非难到“直译”这个原则，而主张“顺译”，这也就怪了。
主张“顺译”者意若曰：直译往往使人难懂，甚至看不懂，为了要对原文忠实而至使人看不懂，岂不是虽译等于不译：故此主张“与其忠实而使人看不懂，毋宁不很忠实而看得懂”。于是乃作为“顺译”之说。“顺”者，务求其看得懂也。
在这里，我们觉得不必噜噜苏苏⑨来驳斥“顺译”说之理论上的矛盾（因为它的矛盾是显然的），我们只想为“直译”说再进一解：
我们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这种样“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前张崧年先生译过一篇罗素的论文。张先生的译法真是“道地到廿四分”的直译，每个前置词，他都译了过来，然而他这篇译文是没人看得懂的。当时张先生很坚持他的译法。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译文别人看不懂，可是他对《新青年》的编者说：“这是一种试验。大家看惯了后，也就懂得了！”当时《新青年》的编者陈促甫先生也不赞成张先生此种“试验”，老实不客气⑩给他改，改了，张先生还是非常不高兴。现在张先生大概已经抛弃了他的试验了罢，我可不十分明白，但是从这个故事⑾就证明了“直译”的原则并不在“字对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倘使能够办到“字对字”，不多也不少，自然是理想的直译，否则⑿，直译的要点不在此而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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