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有顺：你是诗人，一定注意到了，现在很多写诗的人，正在把诗歌的写作变成一种行为艺术，并借着现在网络而获得表演的空间。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革命意义的，具有某种文化的颠覆作用，但我也担心，很多的人，一旦迷恋上了诗歌的行为艺术，就遗忘了诗歌真正的内在精神。说到底，诗歌的行为艺术只是诗歌革命的一种过渡形式，它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对写作而言，真正的创造，其实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所以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诗歌是什么？诗歌就是一个人身体的语言史，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写作也是个人身体的语言史。这里边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缺一不可。身体是说出他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在场，他是出现在诗歌里面的，不是跟诗歌脱离关系的；他作为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惟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另外一个要素是语言，我说写作是个人身体的语言史，语言史的意思，是说他用语言描述、记录和想象了自己的身体在经历这个时代时的景象。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是无从谈起的；照样，离开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就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是同构在一起的。仅仅从经验层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的，比如吃饭、睡觉和性，等等，都差不多，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诗歌产生，就在于写作者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用创造性的语言来描述，发现，想象，重新建构事实和经验的边界，使其焕发出新的光辉，这样的写作才是创造性的写作。
于坚：如你所说，诗歌是身体的特殊的语言史，如果你完全脱离这个身体，那么你那个反文化就会变成为反文化而反文化，变成一种超验的东西，因为他离开了身体。身体永远是一个人的身体，但是，身体又是普遍的身体，他要吃饭你也要吃，他要性你也要性，这就是一种共性，各种文化之间可以沟通、理解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对文化体制的任何反抗都应该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脱离了这个基础，就成为“怪力乱神”，超验的疯狂。
谢有顺：不仅人有身体，其实，社会是一个身体，政治也是一个身体，它跟人的身体一样，也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身体从一方面讲，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另一方面讲，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这种肉身状态，正是写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苍白而无力，就在于他的写作几乎是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发生关系的，他的写作，总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凌空高蹈，是一种纯粹幻想型的写作，看不到任何来自身体的消息。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就意味着写作首先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每一个细节，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留下个人活动的痕迹，这是写作中的基础性部分，如果在写作中看不到这一面，就会落入单一的大而空的务虚之中，像过去那种政治抒情诗一样。这是应该警惕的。另外，写作所留下的也不仅仅是一些身体活动的痕迹，一些经验，而是要使这些经验经过语言的创造性处理。语言的创造性，主要是指写作者的语言能在事实和经验面前获得一种想象力。今天我看很多人的语言是没有想象力的，他们的语言基本上是在现有的文化结论里进入事实世界，说的都是些漂亮的好话而已。语言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语言的好坏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语言是否精粹，是否简约，是否朴素大气，是否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等。归结起来，也就是一个语感问题。语感它既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对语言的天才把握。语言是有感觉的。梁实秋在谈散文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文调”，这个文调就是一种语言的风格，叫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于坚的诗，这是贾平凹的散文。所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为我们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它是一种创造，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我至今觉得，鲁迅的伟大，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在语言上的创造性，你一读他的文章，就会知道是他写的，哪怕你把他的名字掐掉，把文章的题目掐掉，熟悉鲁迅语感的人也能知道是鲁迅写的。鲁迅的“文调”是谁也替代和混淆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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