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商业活动发展的初期，所有的商人都是必须既要懂采购、生产、销售，又要懂如何算帐。商人最早的结算工具是挂在腰间的一个羊皮袋，会计的结账全靠金币在袋中的一进（“收”）一出（“支”）之间完成。 在中国古代，提出投资理念的最有名的例子是吕不韦。年轻的吕不韦向他父亲请教投资方向。他父亲说，从事农业，获利将会是投资的一倍；从事商业，获利将会是投资的十倍；而投资一个国家（即君主如嬴政），获利将会是成百上千倍。财务很早就同政治学、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唐宋时期，贸易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实践者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说。

明朝开始出现了相对独立的财务管理职能部门（出纳），《三言两拍》描述了这些商人的文化活动。当时整个社会仍然重农抑商，地方官员的职责就包括了收取商业税和劝农。到了清代，在私营店铺里，财务人员开始能“上奉业主使命，下管全店收支，对内有监督保管之权，对外有制约营业之职能，具左右逢源，上沟下通之管理机能”。

在西方，财务最初是作为经济学的应用学科出现的，是一种微观经济学。它研究市场的供求平衡，研究成本和回报，还有社会上的各种经济现象。比如“相貌”经济学，据统计说相貌好的人往往与做同样工作而相貌不好的人相比收入要高出10%到15%。西方的财务理念已经融进了整个社会的日常活动，成为了一种习惯语言和通用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财务的词汇如asset、liability、profit、margin等等出现的频率很高。象《圣经》条文一样，“语言变成血肉，留在了我们体内。”很多美国人小时候都曾在家门口卖过柠檬水，出售过童子军饼干，或者在自家的后院有偿劳动过，对于现金流通，收支平衡甚至库存管理有着直接的认识。

美联储的格林斯潘说：“应该提高美国小学生和中学生的金融基础教育，达到金融扫盲，使年轻人避免做出盲目的财务决策。例如对计算复利的数字公式的理解，将会使消费者知道，某些信贷计划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中，非财务专业的学生很少能有机会学到即便是最基础的财务知识，唯一能接触的是政治经济学。（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是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与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 跟西方的利润率概念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后来所说的内毛利率。）而财务专业的学生往往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走出校门时，很多人从未独立地经营或者积极参与过真正的商业活动，缺少商业意识，将财务变成了一种僵硬的狭窄的记帐工作。财务报表的数字可以做“平”，但是财务分析和计划却做不好。

物理学家玻耳（Niels Bohr）说：“相信物理学能发现自然是什么，其实是错误的，物理学只是体现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财务对于商业活动也是一样，它试图描述的是管理者对于商业活动的认识。 对于管理者来说， 如果把一面镜子打碎了，要想通过那些满地碎片来看清镜中的真相，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仿佛歌德所说，自然既没有核也没有壳，一切事物同时是核又是壳。一个公司的财务政策是整个公司战略方针和经营风格的体现。什么样的公司就会有什么样的财务政策。

IBM在80年代为了满足股东们对帐面利润最大化的渴望，改变了其一向保守的财务政策，把一些新的租赁合约当作销售案来处理，把所有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提前入帐，而不象过去当现金真正进来时才分批入帐。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进行电脑升级时，决定自己动手去组装，为股东们一次创造了50万元的利润。施乐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激进的财务政策（如降低融资租赁的折旧率从而增加销售额）无疑也是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