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历史：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狭义历史：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学问，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狭义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通常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科学，因为这是在唯物史观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而以往的史学从根本上来说，很多都没有超出历史 唯心论的范畴。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正因为如此，当年胡适才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里的“历史”一词，严格说来，应该是狭义历史学的含义。也因此，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史德”——“善恶必书”、“析理居正”，通俗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公正客观地分析论断。历史，它往往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次出现，如何从过往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答案是，学习研究历史。也因此，历史学就有了它最重要的功用——经世致用。

研究历史，可以避免我们重新走以前的弯路。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打赢？结论是我们不可能打赢，因为我们已经整体落后了。可是为什么一场注定要打败的战争，我们还要打？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开战前认识不到一定会打输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当时的中国人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了么？显然没有，于是才有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之战的失败等一系列的失败。中国面对列强屡次失败，而日本则未战就屈服，然后通过明治维新奋发图强，迅速崛起。面对现代化的机遇，日本之所以能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获得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惨败，认识到反抗的后果，所以采取了貌似屈辱，实际则更积极主动的政策。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故事的精彩和丰富性可以和《史记》相比较的。这本书开篇就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而《史记》则只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才很谦虚也很骄傲的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这里有这样的比较,《历史》关注人类,为人类的功业赞叹不已,认为应该使这些功业为人传诵。《史记》则要传达“一家之言”,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已经有孔子的《春秋》臧否人物,“修旧起废”,使“学者则之”的气概。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呢？ 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些有趣的论题,可却没有被《史记》涉及。例如《历史》中说,埃及人相信自己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国王的时候（公元前664年）,埃及人曾经想知道这一点,于是普撒美提科斯找了两个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但不许任何人在这两个婴儿面前说一句话,为的是知道他们一生下来第一次说出的话是什么。两年过后,牧羊人把孩子领到国王面前,结果听到这两个孩子说着一个“倍科斯”的音,国王于是调查这是哪个民族的话,结果发现这是普里吉亚人的“面包”这个词,于是埃及人就放弃先前的说法,转而认为普里吉亚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这种关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在中国相类似的可能是关于纣王的传说。传说中纣王为了知道怀胎的是男或女,而下令将妇女剖腹,为了知道老人和年轻人的骨质区别而将两个人的腿骨砍开。而且普撒美提科斯的这场实验也带有无视这两个婴儿的权益的成分,还有更为冷酷的版本说,他是叫一些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婴儿的。这是希罗多德记录的埃及人自己的故事了,而希罗多德本人为了证实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还来到埃及的邻居,了解到埃及的纪年,月份的划分等等都是“最先的”。而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少看到类似希罗多德那样的对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是中国历史上缺乏好奇心这种东西吗？也许是两个地方的历史学家兴趣不同而已。